准镜，饼G，小提琴和被祭祀的生命

远爱她们，也十分赞成柳鲍芙的“变成婊子”计划。可当我看着满脸春意的战友总会不禁好奇她们是否还记得刚入伍的那个晚上，我们围坐在长桌前，狼吞虎咽难得的燕麦，又害怕又激动。

    “你怕么？”我记得我问身边的贝卡，她正在厚重的棉衣里笨拙的扭动着想叉起一块干瘪的土豆。

    “怕，”她的嘴唇上挂了一点面包屑，扭过头细细琢磨起来，“不过也没那么怕。”

    “为什么？”

    “妈冻死了，爹和哥被卡扎罗斯人打死了，姐和姐夫都被抓走四年了，我没啥好怕的。”她嘴里塞着东西，含糊不清，语气比理论课的政委还要平淡。

    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又不是你干的。”她的眼睛是拉瑙卡冬日冻土的颜色，坚硬如铁，在战争结束前不再产出泪水。

    “你会再见到你的姐姐的。”坐在我另一边的卡季卡保证道，“我父亲说最多到明年圣诞我们和卡扎罗斯政府就会达成休战协议。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你们来我家一起过圣诞吧，妈妈看过合照后非常想见见你们，尤其是贝卡，她在信里叫你小小莫雷夫纳。”

    “费多申科，我怎么告诉你的，这里没有贝卡，没有赫塔，没有卡季卡！”正巧绕到我们背后的训练官勒诺洛夫上校恨铁不成钢，“还有你们俩，恰尔洛夫，斯米尔诺夫，体测不合格，晚上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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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官！”我们赶快站起来敬礼，目送他离开。我和贝卡在体能考核上一直很吃亏，她太瘦小，连军装都不合身，经常跑到一半儿鞋子就飞出去了，我则是因为力气不够，每次刚举起枪还没来得及瞄准就不住的发抖。

    “我绝对不会邀请他去我家。”卡季卡忿忿不平。

    那年我十六，贝卡